一、吕宋商船的“骨脂乡愁”
明万历年间,福建漳州人林文彦,随商船前往吕宋(今菲律宾)经商。彼时,吕宋多湿热,华人移民常患“湿热骨痛”与“夜尿频繁”,林文彦便将家乡的补骨脂籽带往吕宋,教华人用补骨脂配当地的椰子、香蕉煮水饮用,缓解病痛。
林文彦在吕宋开设了一家“漳州药行”,专卖补骨脂及其他中原草药。有位华人矿工,因在矿井中受潮,患上“风湿性关节炎”,关节肿胀变形,无法劳作。林文彦用盐炒补骨脂配伍当地的“露兜树”(具有祛湿功效的热带植物),制成药膏外敷,同时让他服用补骨脂椰子汤。三个月后,矿工的关节肿胀消退,能重新下井工作。他激动地说:“林老板的药,让我们这些在异乡的华人,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
随着华人移民的增多,补骨脂在吕宋的应用越来越广,华人还将其与当地饮食结合,创制出“骨脂椰香饭”——将补骨脂籽磨粉,与椰浆、糯米一同蒸煮,既是主食,又能养生。每逢华人节庆,“骨脂椰香饭”都是餐桌上的必备美食。林文彦在日记中写道:“补骨脂虽小,却能解华人乡愁,它从陆上丝路来,又随海上丝路去,真是连接故土与他乡的‘药草纽带’。”
吕宋的西班牙殖民者,见华人用补骨脂治病效果显着,也开始尝试使用。西班牙总督的夫人,因常年在热带气候中生活,患上“腰膝冷痛伴失眠”,服用补骨脂椰子汤半月后,症状明显改善。总督特意召见林文彦,授予他“皇家药商”的称号,允许他在吕宋各地开设药行。补骨脂由此传入西班牙殖民地,开启了跨洋传播的新历程。
二、爪哇庄园的“殖民医案”
清康熙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爪哇(今印度尼西亚)开设种植园,大量华人劳工被招募至此。因种植园劳作繁重,且气候湿热,劳工们多患“筋骨劳损”与“皮肤癣疾”,荷兰医生对此束手无策,只能用放血疗法,效果甚微。
华人劳工中有位老药农,姓周,人称“周老爹”,随身携带补骨脂籽,用祖传的方法为工友治病。他将补骨脂籽炒香后,与当地的“香茅”“柠檬叶”一同煮水,让劳工们饮用,既能祛湿强骨,又能提神醒脑;对于皮肤癣疾,则将补骨脂粉与椰子油调和,外敷后让患者晒太阳。
有位年轻劳工,因皮肤癣疾蔓延至全身,被荷兰医生判定“无药可救”,周老爹却坚持为他治疗。每日清晨,周老爹为他涂抹药膏,然后陪他在种植园边缘晒太阳(避开正午烈日)。起初,劳工的皮肤发红发痒,周老爹说:“这是药气在驱邪,忍一忍就好。”一个月后,劳工的癣疾开始消退;三个月后,皮肤恢复正常。荷兰医生见状,惊叹不已,专程向周老爹请教补骨脂的用法。
周老爹毫无保留地将方法传授给荷兰医生,还教他们识别补骨脂——“叶如槐,花似蝶,籽褐如珠,生于向阳坡地”。荷兰医生将补骨脂的用法记录下来,写入《爪哇殖民医学报告》,文中写道:“来自中国的补骨脂,是治疗劳工筋骨与皮肤疾病的有效药物,其用法简单易行,值得在种植园推广。”
此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在爪哇种植补骨脂,供应给各个种植园,补骨脂成为殖民时期爪哇华人与殖民者之间“医学交流”的特殊媒介。
三、传教士的“药草札记”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除传播宗教外,也热衷于研究中国的文化与科技,中医药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其《中国札记》中,详细记载了补骨脂的形态、用法与疗效,称其为“来自东方的神奇骨草”。
利玛窦在南京居住时,曾目睹中医用补骨脂治疗一位老妇的“老年性骨质疏松”。老妇因不慎摔倒,导致股骨骨折,西医认为需截肢,中医却用盐炒补骨脂配伍杜仲、续断,制成药膏外敷,同时让老妇服用补骨脂粥。三个月后,老妇的骨折愈合,能拄着拐杖行走。利玛窦在札记中写道:“中国医生不用手术刀,仅用草药便能让骨折愈合,这真是不可思议。这株名为‘补骨脂’的草药,或许蕴含着未被西方医学发现的奥秘。”
另一位法国传教士白晋,对补骨脂的炮制之法尤为感兴趣。他在宫廷中见到御医为康熙皇帝炮制补骨脂——“取海盐与补骨脂籽拌匀,闷润三日,文火炒至微黄,香气四溢”,便详细记录了炮制的每一个步骤,还绘制了补骨脂的植株图。白晋在写给法国科学院的信中说:“中国医生对草药的炮制极为讲究,不同的炮制方法,能让草药发挥不同的功效,这种‘炮制减毒增效’的理念,值得西方医学学习。”
传教士们将补骨脂的种子与札记带回欧洲,引起了西方植物学家与医学家的关注。英国皇家学会曾致信在华传教士,请求提供更多关于补骨脂的资料,称其“可能为欧洲的骨病治疗提供新的思路”。补骨脂由此通过传教士,开启了传入欧洲的“第二条路径”,为后来的西方研究埋下了伏笔。
四、东洋汉方的“骨脂新解”
清代,中医药传入日本,补骨脂被纳入日本汉方医学体系,日本医者在借鉴中医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对补骨脂的用法进行了创新。江户时代的汉方医家吉益东洞,在其着作《药征》中,将补骨脂的功效总结为“温肾、止泻、壮骨”,尤其推崇其治疗“五更泄泻”的效果。
吉益东洞曾治一武士,患“五更泄泻”多年,每日黎明必腹痛腹泻,身形消瘦。此前服用多种汉方,均无效果,吉益东洞为他诊断后,说:“此乃脾肾阳虚,黎明阳气未振,寒湿下注所致。”他用补骨脂配伍肉豆蔻、吴茱萸、五味子(即中医“四神丸”),制成汤剂让武士服用。半月后,武士的泄泻次数减少;一月后,五更泄泻彻底痊愈。吉益东洞在医案中写道:“补骨脂为‘四神丸’之君药,能温肾暖脾,固涩止泻,此乃汉方之精妙,需善用之。”
日本汉方医家还将补骨脂用于治疗“脚气病”(日本江户时期常见的营养缺乏性疾病,表现为下肢浮肿、麻木疼痛)。他们发现,补骨脂与日本传统草药“薏苡仁”配伍,能增强祛湿消肿之力。京都汉方药铺“小太郎汉方”,将补骨脂、薏苡仁、牛膝制成“骨脂祛湿丸”,治愈了无数脚气病患者。
明治维新后,西方医学传入日本,但补骨脂仍在汉方医学中占据重要地位。日本汉方医家大塚敬节,在其《汉方诊疗实际》中,仍将补骨脂列为“补肾强骨第一药”,并收录了大量用补骨脂治疗骨病、泄泻的案例。补骨脂在日本的传播与创新,成为中日医学交流的又一见证。
五、海上丝路的“医脉回响”
清末,广州十三行的“广利行”老板伍秉鉴,常年往来于中国与欧美之间,他不仅做茶叶、丝绸生意,还将补骨脂等中医药材销往西方。1820年,伍秉鉴将一批补骨脂籽与《本草纲目》的英文译本,送给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医生亚历山大·皮尔逊。皮尔逊对补骨脂产生了浓厚兴趣,在伦敦进行了临床试验,发现其对“风湿性关节炎”有显着疗效。
皮尔逊在《柳叶刀》杂志发表论文,介绍补骨脂的用法与疗效,文中写道:“这株来自中国的草药,通过海上丝路传入欧洲,其治疗骨病的效果,不亚于欧洲的传统药物。中国医学的‘肾主骨’理论,或许能为欧洲的骨病治疗提供新的视角。”
这篇论文引起了欧洲医学界的广泛关注,法国、德国的医生纷纷开始研究补骨脂。德国医生塞缪尔·哈内曼,甚至将补骨脂纳入其创立的“顺势疗法”体系,称其为“东方的顺势良药”。
补骨脂通过海上丝路的传播,不仅丰富了西方的药物种类,也让西方医学开始关注中医理论。正如伍秉鉴在日记中写道:“海上丝路不仅是贸易之路,更是文明交流之路。补骨脂这颗小小的草籽,能让西方了解中国的医学智慧,这是比生意更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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