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易京期间,公孙瓒的统治日益严苛。
他对部下猜忌加深,甚至诛杀了许多有才能的将领。
据《三国志》记载,公孙瓒的部将田楷、单经等人因屡立战功而受到猜忌,最终被迫投奔袁绍;长史关靖曾劝谏他“当今群雄并起,宜广纳贤才,以图中兴”,却被公孙瓒斥为“动摇军心”,从此无人敢再进言。
更致命的是,公孙瓒失去了对幽州各郡县的有效控制。
他的旧部鲜于辅、阎柔等人因不满其诛杀刘虞的行为,联合乌桓、鲜卑部落起兵反叛,公开投靠袁绍。
袁绍趁机派遣大将颜良、文丑率军北上,蚕食公孙瓒的领地。
到建安三年(198年),除易京及周边少数地区外,幽州大部分土地已落入袁绍之手。
面对袁绍的全面进攻,公孙瓒采取了消极防御的策略。
他坚信“易京之固,天下莫及”,拒绝主动出击,甚至对部下的求救置之不理。
有一次,部将张燕率军来援,公孙瓒却担心其有异心,下令紧闭城门,导致张燕军被袁绍击溃。
这种自绝于人的做法,加速了他的败亡。
建安四年(199年),袁绍大军包围易京,开始挖掘地道进攻。
公孙瓒见大势已去,派儿子公孙续向黑山军求援,并约定以火光为号,内外夹击袁绍。
但这封书信被袁绍截获,袁绍将计就计,在约定时间点燃火把,引诱公孙瓒出城。
公孙瓒果然中计,率军出城时遭到伏击,损失惨重,只得退回高楼。
建安四年三月,易京的外城被袁绍攻破,公孙瓒被困于中央高楼之上。
他站在十丈高的楼台上,望着城外密密麻麻的敌军,或许会想起数十年前在塞外草原冲锋陷阵的自己,想起“白马义从”纵横驰骋的辉煌,想起与刘虞从合作到反目的往事。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公孙瓒展现出了一丝枭雄的决绝。
他先将妻子儿女全部杀死,然后点燃了高楼。
熊熊烈火中,这位曾经威震塞外的“白马将军”自焚而死,时年约四十余岁。
他苦心经营的易京堡垒,最终成为埋葬自己的坟墓。
公孙瓒的失败,是性格与时代共同作用的结果。
他勇猛有余却谋略不足,擅长战术却缺乏战略眼光;他能在乱世中崛起,却不能在权力巅峰保持清醒;他用武力征服了幽州,却失去了人心。
正如陈寿在《三国志》中评价的:“瓒遂骄矜,记过忘善,多所贼害,虞从事渔阳鲜于辅、齐周、骑都尉鲜于银等,率州兵欲报瓒,以燕国阎柔素有恩信,共推柔为乌丸司马。
柔招诱乌丸、鲜卑,得胡、汉数万人,与瓒所置渔阳太守邹丹战于潞北,大破之,斩丹。”
但历史总是复杂的。
公孙瓒虽然最终失败,但其在抵御外族入侵中建立的功勋,不应被遗忘。
在东汉末年中原大乱之际,正是他率领“白马义从”一次次击退鲜卑、乌桓的南下,守护了北方边疆的安宁。
《后汉书》记载,在公孙瓒镇守幽州期间,“乌桓、鲜卑不敢近塞”,这份功绩足以让他在汉末历史中占据一席之地。
易京的火光熄灭了,但公孙瓒的故事并未就此终结。
他的“白马义从”成为后世骑兵部队的典范,他与刘虞的理念之争折射出中原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永恒难题,他从崛起至覆灭的轨迹,更是乱世枭雄命运的缩影。
千百年后,当人们漫步在河北雄县的土地上,或许还能从易京遗址的残垣断壁中,窥见那位白马将军的身影——他曾在塞外的风沙中纵马疾驰,曾在界桥的战场上挥矛冲锋,最终在自己构建的堡垒中,伴随着烈焰走完了传奇而悲壮的一生。
这,便是公孙瓒,一个在汉末乱世中绽放又凋零的独特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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