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瓒常年征战,消耗了大量粮草,刘虞作为幽州牧,负责统筹全郡物资,他认为公孙瓒的战争过于频繁,便削减其军需供应。
公孙瓒则针锋相对,纵容部下掠夺百姓,甚至抢夺刘虞为安抚胡族准备的物资。
据《三国志》记载,公孙瓒的部下“抄掠百姓,虞不能制”,两人的关系从合作走向彻底破裂。
初平四年(193年),刘虞决定讨伐公孙瓒,他集结十万大军,却下令“无伤余人,杀一伯珪而已”,这种妇人之仁注定了其失败的结局。
公孙瓒抓住刘虞用兵保守的弱点,精选数百精锐,趁夜突袭刘虞大营。
刘虞的军队虽多,却缺乏实战经验,瞬间溃散。
公孙瓒率军追击,最终在居庸城俘获刘虞及其家人。
为了彻底清除障碍,公孙瓒给刘虞罗织了“与袁绍合谋称帝”的罪名,在蓟城闹市将其处死。
临刑前,公孙瓒特意邀请了许多胡族首领前来观刑,以此彰显自己对幽州的绝对掌控。
处死刘虞后,公孙瓒接管了幽州的全部权力,迎来了人生的巅峰时刻——他控制着包括涿郡、渔阳、右北平在内的广袤土地,麾下兵马数十万,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之一。
控制幽州后,公孙瓒将目光投向了中原。
当时袁绍占据冀州,成为他南下扩张的主要障碍。
两人的矛盾由来已久:公孙瓒之弟公孙越在协助袁术对抗袁绍时中箭身亡,公孙瓒以此为借口,发布《讨袁绍檄文》,列举袁绍“矫命诏恩”“割剥富室”等十大罪状,正式开启了冀幽之战。
初平三年(192年),公孙瓒亲率三万大军南下,在界桥(今河北威县东)与袁绍军队展开决战。
这是一场决定北方霸权归属的关键战役,也是公孙瓒军事生涯的重要转折点。
开战前,公孙瓒军势浩大,他将军队分为三部分:左翼、右翼各五千骑兵,中军为一万步兵列成方阵,而“白马义从”作为核心精锐,部署在中军前方。
这种阵型意在发挥骑兵的冲击力,重现当年横扫塞外的辉煌。
袁绍则派遣麴义率领八百“先登死士”为先锋,配备强弩千张,自己亲率大军在后。
麴义曾长期在凉州与羌人作战,熟悉对付骑兵的战术。
他命令士兵伏于盾牌之下,待公孙瓒的骑兵冲到数十步之内时,突然起身发射强弩。
战斗的进程完全超出了公孙瓒的预料。
“白马义从”虽然勇猛,但在密集的弩箭射击下纷纷落马,阵型瞬间崩溃。
麴义率军趁势反击,斩杀公孙瓒麾下大将严纲,一路追击至界桥。
公孙瓒的中军方阵也被击溃,三万大军全线败退。
界桥之战的失败,不仅是军事上的失利,更摧毁了公孙瓒的心理优势。
他引以为傲的“白马义从”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更重要的是,这场战役让天下人看到,这位“白马将军”并非不可战胜。
此后,公孙瓒与袁绍在龙凑、巨马水等地反复交战,虽互有胜负,但战略主动权逐渐落入袁绍手中。
界桥之战的影响深远:它打破了公孙瓒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改变了北方的力量平衡;也让公孙瓒的性格发生了微妙变化——从之前的勇猛果决,逐渐变得多疑保守。
他开始意识到,单纯依靠武力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为他后来构建易京防御体系埋下了伏笔。
经历界桥之败后,公孙瓒的扩张势头受挫,他将战略重心转向巩固幽州防御,选择在易县(今河北雄县)修建一座巨型堡垒,取名“易京”。
这座堡垒的规模令人惊叹:“为围堑十重,于堑里筑京,皆高五六丈,为楼其上;中堑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积谷三百万斛。”(《后汉书·公孙瓒传》)
公孙瓒构建易京的初衷,或许是为了打造一个坚不可摧的军事基地,但随着时间推移,这座堡垒逐渐变成了他逃避现实的象牙塔。
他将妻子儿女安置在中央高楼,规定“男子七岁以上不得入易京”,身边只留下侍女和姬妾,所有政务都通过绳子从楼上吊下来处理。
这种近乎偏执的防御姿态,反映出他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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