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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脂仙缘 百草春秋录1（第2页）

南朝梁代，陶弘景隐居茅山，潜心编撰《本草经集注》，立志“辨章百草，为民疗疾”。他遍阅前代医书，发现提及补骨脂者寥寥，唯有《神农本草经》中一句简略记载，及《豳风农记》的“闲笔”。为探究其真，陶弘景亲自下山，走访民间，足迹遍布江南山野。

在浙东一带，他见农夫们常将补骨脂籽与核桃同嚼，问其缘由，农夫答：“秋冬时节，田间风大，吃了这两样，腰不酸，腿不软，能多扛两捆稻子。”陶弘景取来补骨脂籽，细嗅其味，辛香中带着一丝温燥，遂取少许嚼之，片刻后便觉腹中暖意升腾，腰脊间似有气流涌动。他又走访当地医者，见医者用补骨脂与菟丝子配伍，治疗男子“精冷不育”，患者服药半月后，多能得子。陶弘景叹道：“《神农本草经》言其‘固精益髓’，果然不虚，此药不仅能补骨，更能补肾，肾为先天之本，补肾即能补全身。”

回到茅山后，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为补骨脂写下详细注解：“补骨脂，一名破故纸，生蜀川、岭南，其子如豆，色褐，性温，味辛、苦，归肾、脾经。主五劳七伤，风虚冷痛，骨髓伤败，肾冷精流。与杜仲同用，疗腰膝酸痛；与胡桃同用，益精固肾；与艾叶同用，温经散寒。”这是补骨脂首次被系统载入正统本草典籍，陶弘景的注解，既吸纳了民间“补骨”“暖腰”的实践经验，又以中医“肾主骨”“脾肾双补”的理论加以升华，让这株山野草药，终于有了清晰的医理脉络。

二、村落里的“节气方”

唐代贞观年间，长安周边有个“杏林村”，村中医者“李守真”，擅长根据节气调整用药，尤擅用补骨脂调理杂症。他发现，补骨脂的疗效，竟与节气息息相关：立春后，阳气始生，用补骨脂与生姜同煮，可治“春困骨懒”；夏至后，湿气偏重，用补骨脂与茯苓配伍，能除“湿痹骨重”；立秋后，燥气渐起，用补骨脂与麦冬同煎，可疗“燥伤骨津”；冬至后，寒气极盛，用补骨脂与附子同服，能驱“寒凝骨痛”。

有一年冬至，村中张老汉患“骨痿”多年，每逢寒冬便卧床不起，手脚冰凉，骨骼如朽木般脆弱。李守真诊其脉，沉细无力，叹道：“此为‘肾阳衰微，骨失温养’，需借冬至阳气初生之机，温肾补骨。”他取补骨脂籽，与附子、肉桂一同炮制，制成药丸，让张老汉每日空腹服三丸，同时用补骨脂籽与艾叶煮水，每晚泡脚。

起初，张老汉只觉脚部发热，渐渐蔓延至腰膝；半月后，手脚恢复温热；一月后，竟能在院中晒太阳；到了立春，已能拄着拐杖散步。张老汉问李守真：“为何偏偏在冬至用药？”李守真笑道：“冬至一阳生，此时补肾，如借天地之力助燃火种，补骨脂性温，恰能顺时而动，事半功倍。这法子，是我祖父从山中老道那里学来的，他说‘百草皆顺天时，用药当应节气’。”

李守真还将这些“节气用方”记录在《杏林杂记》中，虽未正式刊印，却在村中代代相传。书中记载：“清明前后，采补骨脂嫩叶，与鸡蛋同炒，可防‘春瘟骨痛’；霜降时节，取补骨脂籽，与羊肉同炖，能御‘冬寒骨冷’。”这些源于民间的“应时之法”，既符合中医“天人合一”的理论，又充满了生活智慧，让补骨脂的应用，从单纯的“治病”，延伸到了“养生”的层面。

三、西域传来的“新用法”

唐代盛期，丝绸之路畅通，中外医药交流频繁。西域大食国（今阿拉伯地区）的使者，带来了当地的草药与医术，其中有一种治疗“皮肤顽疾”的方法，竟与补骨脂有关。使者称，大食国医者常用一种“西域脂草”的种子，与矿物粉末混合，敷于皮肤患处，可治“白癫”（类似白癜风）。

长安太医院医官“孙思邈”听闻此事，十分好奇，便邀请使者一同研究。他发现，使者口中的“西域脂草”，其形态、性味与中原的补骨脂极为相似，只是西域品种的籽更大，辛香更浓。孙思邈取来中原补骨脂籽，与使者带来的“西域脂草”籽对比，发现二者都性温，能“入血分，驱风邪”。他遂尝试用中原补骨脂籽，与雄黄、硫磺配伍，制成药膏，敷于患有白癜风的患者患处，同时让患者每日晒日光半个时辰。

有一少年，面部生有大面积白癜风，四处求医无效，孙思邈用此方为其治疗。起初，患处皮肤发红、发痒；半月后，出现色素沉着；三月后，白斑渐渐消退；半年后，皮肤恢复如常。少年家人感激涕零，孙思邈却陷入沉思：“补骨脂历来用于补骨，为何能治皮肤之病？”他翻阅《黄帝内经》，见“肺主皮毛，肾主骨，金水相生”之语，恍然大悟：“肾为水脏，肺为金脏，金水相生，补肾即能益肺，肺健则皮毛得养，风邪自除。补骨脂补肾，间接便能疗皮毛之疾。”

此后，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记载：“补骨脂，除疗筋骨之疾，亦可治白癫、顽癣，以其籽炒香，研末，与雄黄、猪脂调和，敷患处，日三易，兼晒日光，效佳。”这是补骨脂首次被用于治疗皮肤病，而这一用法的诞生，源于中外医药的交流，是中原实践与西域经验的融合，恰如丝绸之路的驼铃，将不同地域的智慧串联起来，丰富了补骨脂的济世篇章。

四、农妇的“育儿方”与医者的“总结”

晚唐时期，江南水乡多有“小儿软骨病”（类似佝偻病），患儿多表现为头颅方大、鸡胸、下肢弯曲，医者多以补钙之法治疗，却收效甚微。苏州有位农妇“周妈妈”，育有三子，前两子皆因软骨病夭折，第三子出生后，她日夜忧心，偶然听村中老妪说“补骨脂籽能壮骨”，便试着将补骨脂籽炒香后碾成粉，每日拌入米糊，喂给幼子。

幼子起初食量很小，周妈妈便耐心喂养，每日必喂一勺补骨脂粉。待幼子长到一岁，不仅没有出现头颅方大、鸡胸等症状，反而比同龄孩童更健壮，能早早站立、行走。消息传开，周边村落的农妇纷纷效仿，不少患软骨病的幼儿，经此调理后竟能康复。周妈妈还发现，若幼儿伴有腹泻，可在补骨脂粉中加入少许山药；若伴有盗汗，可加入少许牡蛎，疗效更佳。

苏州名医“王怀隐”听闻此事，十分重视，他走访了数十位用补骨脂喂养幼儿的农妇，发现那些幼儿大多“面色红润，筋骨强健”。他取来补骨脂籽，研究其性味，发现其“温而不燥，补而不滞”，恰能补小儿“先天不足之肾”，肾强则骨健。王怀隐遂在《太平圣惠方》中写道：“小儿五迟（立迟、行迟、齿迟、发迟、语迟），多因肾精不足，骨失所养。取补骨脂一两，炒香，研末，每服半钱，以温酒调下，日三服，兼食核桃肉，能壮骨益髓，助小儿发育。”

这则记载，将农妇的“育儿方”上升到了中医“补肾壮骨”的理论高度。王怀隐还在书中补充：“若小儿脾胃虚弱，不耐补骨脂之温燥，可与白术、茯苓同用，健脾以助肾。”这正是民间实践与医理总结的完美结合——农妇从生存需求出发，摸索出喂养之法；医者则从理论层面剖析其机理，优化其用法，让补骨脂的应用，惠及了更多弱势群体。

五、战乱中的“军中药”

五代十国时期，战事频繁，军队中士兵常因行军作战、露宿荒野，患上“风湿骨痛”“跌打损伤”之症，影响战斗力。后唐将领“李从珂”，深知士兵疾苦，便命军中军医搜集民间治骨之法。军医在民间走访时，发现不少山野村民，常用补骨脂籽与酒同泡，饮之能壮筋骨、驱寒气，遂将此法引入军中。

李从珂命人采来大量补骨脂籽，与高粱酒一同浸泡，制成“骨脂酒”，让士兵每日饮一小杯。起初，士兵们只觉浑身暖和，行军时不再畏寒；后来，那些患有轻微风湿骨痛的士兵，疼痛渐渐减轻；遇有士兵跌打扭伤，军医便取“骨脂酒”涂抹患处，再用布包扎，次日便能缓解疼痛。

有一次，军队在寒冬中急行军，不少士兵冻得手脚僵硬，甚至有人出现“冻骨”（冻伤累及骨骼）之症，手指、脚趾发紫发黑，军医便用“骨脂酒”为士兵擦拭患处，同时让士兵内服“骨脂酒”。三日之后，大部分士兵的冻伤得以缓解，只有少数重症者需截肢。李从珂叹道：“此酒虽简，却能救三军于寒苦，比金银珠宝更珍贵。”

军中军医还将补骨脂的用法整理成《军中药方集》，书中记载：“行军途中，若遇风寒，取补骨脂籽数粒，含于口中，能驱寒暖身；若遇跌打骨折，取补骨脂籽与自然铜同捣，敷于患处，能助骨愈合。”这些源于军旅生活的实践，虽未被纳入正统医典，却在战乱中拯救了无数士兵的生命。补骨脂，从山野中的“骨暖籽”，到农妇的“育儿方”，再到军中的“救命酒”，其应用场景不断扩展，而这一切，都始于民间百姓在生活中的摸索与实践，恰如江河之水，虽源于涓涓细流，却能汇聚成奔腾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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