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初二年(238年)正月,魏明帝任命司马懿为太尉,率领四万大军(包括步兵、骑兵、水军),从洛阳出发,前往辽东征讨公孙渊。
出征前,魏明帝问司马懿:“公孙渊会如何应对我军?”
司马懿回答:“公孙渊若弃城逃走,是上计;若据守辽东郡的要地辽隧(今辽宁海城以西),抵抗我军,是中计;若坐守襄平(辽东郡治所,今辽宁辽阳),则是下计,必为我所擒。”
魏明帝又问:“公孙渊会选择哪一计?”
司马懿笑道:“公孙渊本是庸才,既无远见,又多疑寡断,必然会认为我军远道而来,难以持久,先据守辽隧,拖延时间,待我军疲惫后再出击,最终会退守襄平,因此他必选中计,最终落入下计的结局。”
同年六月,司马懿率领大军抵达辽东,公孙渊果然如司马懿所料,派遣大将军卑衍、杨祚率领数万大军驻守辽隧,深挖壕沟,高筑营垒,意图坚守不战,拖垮魏军。
司马懿见状,并未强行进攻辽隧,而是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策略:他先是派少量军队牵制辽隧的敌军,然后亲率主力大军,绕过辽隧,直接向公孙渊的老巢襄平进发。
卑衍、杨祚得知魏军直奔襄平,大惊失色,担心襄平失守,连忙率军放弃辽隧,回师救援襄平。
司马懿早已在途中设下埋伏,当卑衍的军队经过时,魏军突然出击,大破辽东军,斩杀数千人,卑衍、杨祚率领残部狼狈逃回襄平。
随后,司马懿率领大军包围了襄平。
公孙渊被困在城中,一面组织军队坚守,一面派人向司马懿求和,请求司马懿退兵,自己愿意投降。
司马懿拒绝了公孙渊的求和,下令对襄平发起猛攻。
此时,辽东地区恰逢连日大雨,辽河水位上涨,魏军的粮草运输受到极大影响,不少将领请求司马懿暂时撤军,待天气好转后再进攻。
司马懿却坚持继续攻城,他认为:“公孙渊已陷入绝境,粮草即将耗尽,若此时撤军,必让其喘息,日后再攻将更加困难。我军虽受大雨影响,但敌军被困城中,处境比我军更差,只要坚持下去,襄平必破。”
果然,大雨过后,襄平城中的粮草已基本耗尽,士兵饥疲不堪,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军心涣散。
司马懿抓住时机,下令对襄平发起总攻。
魏军士气高涨,很快攻破了襄平的城墙,涌入城中。
公孙渊见大势已去,率领其子公孙修及少数亲信,从襄平南门突围,试图逃往高句丽。
司马懿早已料到公孙渊会突围,提前派大将胡遵率军在南门之外设伏。
公孙渊刚逃出城,就被胡遵的军队包围,经过一番激战,公孙渊、公孙修父子被斩杀,其余亲信全部被擒。
至此,历时近五十年的公孙氏辽东政权正式覆灭。
司马懿进入襄平后,按照曹魏的惯例,对公孙渊的残余势力进行了清算:诛杀公孙渊的宗族及其党羽数千人,将辽东的豪强、官吏迁往中原,以消除辽东再次割据的隐患。
随后,司马懿在辽东设立郡县,由曹魏朝廷直接任命官员进行管理,辽东地区重新纳入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
公孙渊的一生,充满了野心与权谋,他继承了父辈留下的辽东基业,试图在魏吴两大势力之间寻找生存空间,建立属于自己的霸业。
然而,他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反复无常,背信弃义,既得罪了东吴,又最终激怒了曹魏,加之自身军事才能远不及司马懿,最终落得身死族灭的下场。
他的失败,不仅终结了公孙氏在辽东的统治,也印证了汉末乱世中“弱国无外交”的残酷现实——对于地方割据势力而言,若没有足够的实力支撑,仅凭权谋与投机,终究难以长久。
如今,辽东大地早已物是人非,公孙渊的宫殿与城池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他的故事,却成为汉末三国历史中一个独特的注脚,让后人得以窥见那个乱世中,边缘势力在强权夹缝中挣扎、崛起与覆灭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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