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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6章 卢植（第3页）

他在被贬后，并未回到家乡涿郡，而是选择前往幽州（今河北北部、辽宁南部一带）隐居。

当时的幽州，虽远离洛阳的政治旋涡，但也已陷入军阀割据的混乱之中——公孙瓒（卢植的弟子）与袁绍正在争夺幽州的控制权，百姓流离失所。

卢植在隐居期间，并未置身事外，而是时常向当地官员提出“安抚百姓、稳定秩序”的建议，力所能及地帮助流离失所的百姓，展现出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之道。

公元192年，董卓被王允、吕布诛杀，东汉朝廷暂时恢复了表面的稳定。

汉献帝念及卢植的忠诚与功绩，下令征召卢植回京，任命其为尚书。

此时的卢植已年近花甲，身体日渐衰弱，但他仍以国事为重，毅然回到洛阳任职。

在担任尚书期间，卢植多次向汉献帝提出改革朝政的建议，如“整顿吏治、减轻赋税、安抚流民”等，希望能挽救东汉王朝的危局。

然而，此时的东汉朝廷早已名存实亡，各地军阀拥兵自重，汉献帝沦为傀儡，卢植的建议根本无法得到实施。

公元192年年底，卢植因积劳成疾，在洛阳病逝，享年五十四岁。

临终前，他留下遗愿：“殓以时服，葬于土穴，勿起坟茔，勿设祭祀。”

这种简朴的丧葬方式，既体现了他一生“淡泊名利、崇尚节俭”的品格，也暗含对东汉末年奢靡腐败之风的无声批判。

卢植的一生，虽未如曹操、刘备那般建立霸业，也未如诸葛亮那般留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绝唱，但他以“经学大师”“军事良将”“名师典范”三重身份，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其影响贯穿整个三国时代，甚至延续至后世。

东汉末年，由于战乱频繁，儒学经典的传承面临中断的危机。

卢植作为当时的经学泰斗，不仅在年轻时深入钻研经学，还在晚年即便身处乱世，仍坚持讲学授徒，将儒家经典与思想传承给后辈。

他曾参与编撰《汉记》（东汉官方史书），对《礼记》进行注释，其经学着作《礼记注》虽已失传，但从《后汉书》《三国志》等史料的引用中，仍可看出其对经学的独到见解。

卢植的经学研究，既注重对传统经典的坚守，又强调“通经致用”，为后世儒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魏晋时期的玄学虽对儒学有所冲击，但卢植所倡导的“儒道兼修”“经世致用”的理念，仍对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产生了深远影响。

卢植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他培养出了刘备与公孙瓒两位弟子。

刘备在卢植门下学习期间，虽未完全习得经学的精髓，却深受卢植“仁政”思想的影响。

后来，刘备在创业过程中，始终以“仁德”为立身之本——他在当阳撤退时，“携民渡江”，不愿抛弃百姓；在入主益州后，“与民秋毫无犯”，减轻赋税，这些行为都与卢植的教导密不可分。

可以说，卢植的“仁政”思想，是刘备建立蜀汉政权的核心精神支柱。

而公孙瓒虽在后期因权力斗争变得残暴多疑，但他早年在卢植门下养成的“尚义”性格，使其在北方边疆抵御匈奴时屡立战功，成为东汉末年北方重要的军事力量。

公孙瓒与袁绍的“界桥之战”“易京之战”，不仅改变了北方的军阀格局，也为曹操后来统一北方创造了条件。

卢植的两位弟子，一位成为蜀汉的开国皇帝，一位成为北方的重要军阀，两人的命运与三国格局紧密相连，而卢植作为他们的老师，无疑在其中扮演了“人才塑造者”的重要角色。

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士大夫阶层面临着“坚守道义”与“妥协求生”的艰难抉择。

卢植的一生，始终坚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无论是面对宦官的诬陷、董卓的威胁，还是朝廷的腐败、乱世的混乱，他都从未放弃自己的原则与信念。

他刚正不阿、敢于直言进谏，体现了士大夫的“风骨”；他临危受命、领兵平叛，体现了士大夫的“担当”；他淡泊名利、简朴度日，体现了士大夫的“品格”。

卢植的精神，不仅影响了同时代的人，也为后世的士大夫树立了榜样。

唐代诗人杜甫在《登楼》中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表达了对国家统一的坚定信念，这种信念与卢植“乱世守道”的精神一脉相承；宋代文学家苏轼在《留侯论》中强调“士人当有坚忍不拔之志”，也与卢植“屡遭贬谪而不改其志”的品格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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