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两大势力的拉拢,刘表陷入了犹豫。
他的内心深处,既想“坐观天下之变”,等待曹操与袁绍两败俱伤后再渔翁得利,又担心得罪任何一方——若帮助袁绍,一旦曹操获胜,自己必将遭到报复;若帮助曹操,又恐袁绍迁怒于荆州,同时也会失去“称霸天下”的机会。
因此,刘表最终采取了“中立”的态度:他既没有出兵帮助袁绍,也没有明确表示支持曹操,只是将双方的使者都留在襄阳,好酒好菜招待,却不做任何实质性的承诺。
然而,蒯越却深知“中立”并非长久之计。
他多次在私下与刘表交谈,分析天下大势,劝刘表放弃中立,转而结交曹操。
蒯越的理由主要有三点:
第一,曹操“明哲善用”,必能击败袁绍。
蒯越指出,袁绍虽兵力雄厚,却“外宽内忌,谋多不断”——他手下虽有田丰、沮授等智谋之士,却不能充分信任;有颜良、文丑等勇将,却不会合理任用。
而曹操则“知人善任,赏罚分明”,麾下谋士郭嘉、荀彧、贾诩等人各展其才,武将夏侯惇、夏侯渊、张辽等人奋勇作战。
更重要的是,曹操控制着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了道义上的制高点。
因此,蒯越断定,曹操必能在官渡之战中击败袁绍,若刘表此时不与曹操结交,一旦曹操获胜,必将对荆州采取军事行动。
第二,“中立”只会引火烧身。
蒯越向刘表进言:“如今天下豪杰并争,曹操与袁绍是最强大的两雄,将军坐拥十万大军,看似是‘关键第三方’,实则处于危险之中。若将军想争夺天下,便应趁着曹操与袁绍疲惫之际起兵;若不想争夺天下,便应选择一方归附。如今将军既不帮助袁绍,也不支持曹操,看似中立,实则是在同时得罪双方。一旦曹操击败袁绍,必然会率领大军南下,届时荆州将难以抵挡。”
第三,归附曹操是“万全之策”。
蒯越认为,曹操若能击败袁绍,必将成为天下最强大的势力,统一北方只是时间问题。
此时归附曹操,不仅可以避免荆州陷入战乱,还能为蒯氏家族、蔡氏家族以及荆州士民谋得安稳——曹操必定会善待归附的荆州望族与官员,而刘表也能“长久享受福分,将之传给后代”。
反之,若刘表坚持中立,甚至与曹操为敌,一旦荆州被曹操攻破,后果不堪设想。
除了蒯越,荆州从事中郎韩嵩、东曹掾傅巽等人也多次劝刘表结交曹操,他们的观点与蒯越基本一致。
然而,刘表却始终无法摆脱“称霸天下”的幻想,同时也担心自己一旦归附曹操,会失去手中的权力,因此最终还是拒绝了蒯越的建议,继续保持中立。
建安五年十月,官渡之战以曹操的胜利告终——曹操奇袭袁绍的乌巢粮仓,烧毁了袁绍的全部粮草,袁绍大军瞬间崩溃,袁绍本人仅率数百骑逃回河北。
此后,曹操逐步消灭了袁绍的残余势力,统一了北方,实力愈发强大。而刘表的“中立”,不仅让他错失了与曹操结交的最佳时机,也让荆州在未来的局势中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境地。
蒯越见刘表执迷不悟,心中虽有遗憾,却也明白刘表的性格缺陷已无法改变,因此开始为自己、为家族以及荆州的未来做长远打算——他知道,曹操南下荆州只是时间问题,而荆州的命运,终将与曹操紧密相连。
建安十三年(208年),注定是改变三国历史走向的一年。
这一年,曹操基本统一了北方,他将目光投向了南方的荆州与江东,决定发动南征,实现“统一天下”的目标。
七月,曹操亲率十三万大军(号称二十万)南下,直指荆州;八月,荆州牧刘表病逝——这位在荆州经营了十八年的割据诸侯,最终未能看到荆州的未来,便带着“称霸天下”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刘表的病逝,让荆州陷入了更大的混乱。
按照刘表的遗愿,其少子刘琮继位为荆州牧。
刘琮当时年仅十八岁,自幼生长在深宅大院中,缺乏政治经验与军事才能,面对曹操大军压境的局面,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应对。
而荆州内部,也分裂成两大阵营:
一方是以刘表长子刘琦、刘备为首的“主战派”。
刘琦因母亲蔡氏(刘表后妻,蔡瑁之姐)的排挤,被迫前往江夏郡(今湖北武汉)担任太守,手中掌握着部分兵力。
刘备则在官渡之战后投奔刘表,被刘表安置在新野(今河南新野),负责抵御曹操的南下,此时也拥有一万多兵力。
刘琦与刘备认为,荆州地势险要,拥有十万大军,若能联合起来,凭借襄阳、江陵等坚城,必能抵挡曹操的进攻;同时,他们还可以联合江东的孙权,形成“孙刘联盟”,共同对抗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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