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这是伏完的谦逊之举,实则暗藏深意——当时曹操已迎献帝定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格局初现,伏完深知曹操雄才大略,且对外戚干政极为警惕,此时若贪恋权位,必然成为曹操的眼中钉。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正式迁都许昌,开始全面掌控朝政。
他自任司空,任命荀彧为尚书令,郭嘉为军师祭酒,朝廷要害部门尽被曹氏集团掌控。
伏完进一步退让,主动将自己的封邑上缴一半,又将家中私兵编入朝廷禁军,以示“无觊觎之心”。
曹操对此颇为满意,表奏献帝封伏完为辅国将军,仪同三司。
但伏完坚辞不受,最终改任屯骑校尉——一个掌管宫廷卫队、有职无权的闲职。
此时的伏完,已形成了自己的生存策略:以退让求保全,以低调避祸端。
他将家中大部分资产捐赠给朝廷,用于弥补财政亏空;约束子弟不得干预地方政务;甚至在公开场合刻意淡化与皇后的父女关系。
有一次,伏寿派人送衣物到伏府,伏完竟将衣物原封不动退回,并上奏献帝:“后妃无私交外家,臣不敢违祖制。”
这种近乎刻板的谨慎,让伏完在曹操专权的初期得以安然无恙,却也埋下了隐患——他的过度退让,让汉献帝失去了外戚势力的支撑,愈发沦为傀儡。
建安五年(200年),一场密谋在许昌宫城悄然展开。
汉献帝用鲜血写就密诏,藏于衣带之中,赐给车骑将军董承,令其联络忠义之士诛杀曹操。
这场被称为“衣带诏事件”的密谋,揭开了汉室与曹氏集团的正面冲突,也将伏完推向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董承是汉献帝的岳父(其女为董贵人),与伏完同为外戚,两人素有往来。
密谋之初,董承曾秘密拜访伏完,希望借助伏氏家族的声望与资源共举大事。
据《三国志·武帝纪》注引《献帝起居注》记载,董承对伏完说:“曹贼擅权,弑杀忠良,今主上有诏,诛此国贼,公为皇后之父,当率先响应。”
面对董承的请求,伏完陷入了痛苦的抉择。
从情感上讲,伏完对曹操的专权早已不满。
曹操迁都许昌后,不仅控制朝政,还对皇室成员严加监视——献帝的饮食起居皆由曹氏亲信负责,宗室成员未经允许不得入宫,甚至皇后伏寿的外戚亲属也被限制离京。
伏完曾亲眼目睹曹操在朝堂上呵斥献帝,气得献帝说:“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后汉书·献帝纪》)
这种君臣倒置的景象,让身为汉室姻亲的伏完深感屈辱。
但从现实来看,伏完深知与曹操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
曹操此时已击败吕布、袁术,占据兖、豫二州,麾下有荀彧、郭嘉等谋士,许褚、张辽等猛将,兵力达十余万。
而伏氏家族虽有声望,却无实际兵权——伏完担任的屯骑校尉仅辖数千禁军,且多为曹操亲信;阳都老家的宗族私兵不过千人,远不足以与曹军抗衡。
更重要的是,伏完清楚董承为人“志大才疏,好谋无断”,此前多次参与密谋均以失败告终,与他合作风险极大。
经过数夜的辗转反侧,伏完最终拒绝了董承的请求。
他对董承说:“今曹操势大,未可轻动。若事机不密,恐累及圣躬与皇后,愿公三思。”
为了表明立场,伏完甚至主动向曹操的谋士荀彧透露了董承的一些“不轨言行”,但隐去了衣带诏的核心内容——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既想撇清自己,又不愿彻底出卖董承,暴露了他内心的矛盾。
建安五年正月,衣带诏事件败露,董承及其同谋者被满门抄斩。
更令人震惊的是,曹操不顾汉献帝的哀求(董贵人当时已有身孕),执意诛杀了董贵人。
消息传到伏府,伏完彻夜未眠,他知道,下一个可能就是伏氏家族。
董贵人之死让许昌宫城笼罩在恐怖之中。
伏皇后亲眼目睹了曹操的残忍,也感受到了丈夫汉献帝的绝望。
这位年仅二十岁的皇后,虽身处深宫,却有着远超常人的勇气。
她决定不能坐以待毙,于是在一个深夜,秘密写下一封书信,派心腹宦官送到伏完手中。
这封被后世称为“伏后密信”的文书,如今已无原文传世,但《后汉书·皇后纪》记载了其核心内容:“操残逼帝室,擅杀董贵人,今又欲图害宗室,若不早图,汉室必亡。父为国家元舅,当思救国之策,毋令后世笑我父女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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