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麾下兵力不足四万,且多为步兵,骑兵仅数千人;而袁绍则亲率十万大军南下,其中骑兵三万,还配备了大量攻城器械。
因此,在战争初期,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袁绍必胜无疑。
战争的序幕始于公元200年正月。袁绍发布《讨曹檄文》,历数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残害忠良”等罪状,誓师南下。
曹操则采纳荀彧、郭嘉的建议,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策略,先击溃徐州的刘备,解除后顾之忧,再回师官渡(今河南中牟),与袁绍对峙。
战役初期,袁绍占据优势。
他派颜良率军围攻白马(今河南滑县),曹操采纳荀攸的“声东击西”之计,佯装袭击袁绍后方,诱使颜良分兵,再派关羽突袭白马,斩杀颜良,解了白马之围。
但袁绍随即派文丑追击,在延津(今河南延津)大败曹军,斩杀文丑(一说为曹操所杀),扳回一局。
此后,双方在官渡陷入僵持,袁绍筑起土山,居高临下射箭;曹操则挖地道躲避,双方你来我往,互有胜负。
就在这时,袁绍的性格缺陷开始暴露。
谋士沮授建议他:“曹军粮少,利在速战,我军应坚守不出,待其粮尽自退,再乘势追击。”
这一建议切中要害——曹操当时确实面临粮草危机,前线士兵甚至“以桑葚为食”。
但袁绍却认为沮授“怯战”,不仅拒绝采纳,还将其监军之职解除,削弱了他的权力。
另一位谋士田丰则在战前便反对南下,认为“曹操善于用兵,不可轻敌,应先稳固河北,再徐图中原”,竟被袁绍以“扰乱军心”为由关押入狱。
更致命的是,袁绍内部的派系斗争愈演愈烈。
谋士审配与逢纪交好,而郭图与淳于琼结党,两派互相倾轧。
当曹操奇袭乌巢(今河南封丘)的消息传来时,张合建议“速救乌巢,否则粮草尽失,大事去矣”,郭图却反驳:“不如乘虚袭击曹操大营,让其回救,乌巢之围自解。”
袁绍犹豫不决,最终采取了“分兵”策略——派少量兵力救乌巢,主力则由张合、高览率领攻打曹营。
结果,乌巢被曹操焚毁,粮草尽失,而曹营坚固,久攻不下。
张合、高览见大势已去,索性率军投降曹操。
乌巢失守后,袁绍大军全线崩溃。
十万大军死伤过半,其余纷纷溃散,袁绍仅率八百骑兵逃回河北。
官渡之战的惨败,不仅让袁绍损失了大量兵力和粮草,更动摇了他在河北的统治根基——青州袁谭、幽州袁熙、并州高干各自拥兵自重,地方豪强也开始离心离德。
公元202年,袁绍在悔恨与忧愤中病逝,享年四十余岁。
官渡之战的失败,固然有诸多客观因素,如曹操的军事才能更为卓越、曹军的战斗力更强等,但袁绍自身的性格缺陷,无疑是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
他优柔寡断,在关键时刻总是犹豫不决,错失战机;他刚愎自用,听不进逆耳忠言,甚至迫害直言进谏的谋士;他任人唯亲,重用审配、郭图等庸才,却疏远张合、高览等名将;他教子无方,让袁谭、袁尚为争夺继承权而内斗,最终导致河北基业分崩离析。
正如曹操谋士郭嘉在“十胜十败论”中所言:“袁绍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此其所以败也。”
袁绍的去世,并未让河北的动荡终结,反而揭开了袁氏集团内斗的序幕。
他生前未明确指定继承人,导致长子袁谭与幼子袁尚争夺继承权。
袁谭驻守青州,得到郭图、辛评的支持;袁尚留在邺城,由审配、逢纪辅佐。两人为争夺父亲的遗产,从暗斗走向明争,甚至兵戎相见。
公元203年,袁谭以“救援邺城”为名,率军南下,却被袁尚击败,退守平原(今山东平原)。
走投无路的袁谭,竟派人向曹操求援,试图借曹操之力击败袁尚。
曹操抓住这一机会,率军北上,先击败袁尚,夺取邺城,再回过头来消灭袁谭。
公元205年,曹操攻破南皮(今河北南皮),斩杀袁谭,青州落入曹操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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