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两个弟弟张宝、张梁,虽无兄长的雄才大略,却忠心耿耿、执行力强,被张角委以重任:张宝擅长符箓咒术,负责教义传播;张梁勇猛善战,负责信徒组织。
三人形成"决策-宣传-执行"的铁三角,为太平道的扩张奠定了基础。
为扩大影响,张角派出八名核心弟子分赴各地传教。
这些弟子多是曾受他救治的流民或失意文人,对其忠心不二。
他们身着统一的黄色道袍,手持九节杖(象征九重天,代表道教最高权威),每到一处便先设立"义舍",免费提供粥饭药品,吸引饥民与病患。
待聚集起一定人数后,便宣讲太平道教义:"如今苍天(指汉朝)失德,疫病饥荒不断,是因为世道不公、贫富不均。若信奉黄天(太平道所代表的新秩序),便能迎来太平盛世,人人有饭吃、有衣穿。"
这套教义精准地击中了底层百姓的痛点。
当时的东汉社会,土地兼并已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外戚梁冀占地近千里,宦官张让的庄园连亘数县,而流民数量竟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太平道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理念,如同黑暗中的一道光,让绝望的百姓看到了希望。
更妙的是,张角将教义与当时流行的"五德终始说"结合,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苍天"对应汉朝(火德),"黄天"对应太平道(土德),按照五行相生的理论,土克火,预示着汉朝气数已尽,太平道当取而代之;而"甲子年"(184年),便是改朝换代的关键时刻。
这种带有明确政治目标的宗教宣传,效果远超单纯的慈善行为。
短短十年间,太平道信徒便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人数多达数十万。
其中既有目不识丁的农民,也有失意的小吏、破产的商人,甚至还有少数对朝廷不满的低级军官。
为了管理这庞大的群体,张角建立了严密的组织体系:将全国信徒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一名"渠帅"统领。
这些渠帅多是当地有威望的信徒,既能联络信众,又能在关键时刻组织行动。
太平道的扩张并非一帆风顺,曾多次遭遇地方官府的打压。
冀州刺史王芬曾以"妖言惑众"为由逮捕过几名太平道信徒,张角闻讯后,立即发动当地数千信徒围堵州衙,高呼"释放善人"。
王芬见信徒势大,又怕引发民变,只得将人释放。
经此一役,太平道的影响力反而更大,连一些地方豪强也开始暗中与渠帅往来,希望在乱世中为自己留条后路。
最令人惊叹的是,太平道甚至渗透到了东汉的权力中心——洛阳。
张角通过信徒牵线,与中常侍封谞、徐奉等宦官建立了联系。
这些宦官虽身居高位,却因出身低微而被士族轻视,与朝廷官员矛盾尖锐。
他们见太平道势力庞大,便想借其力量打击士族,甚至企图在事成后扶持张角为傀儡。
这种"宦官与反贼勾结"的荒诞局面,恰恰反映了东汉朝廷的腐朽已深入骨髓。
司徒杨赐是最早察觉到太平道威胁的大臣之一。
他在给灵帝的奏折中写道:"张角等诳曜百姓,稍迁滋蔓,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
这段话的意思是:张角势力已成,不宜直接镇压,应先遣返流民、分散其势力,再诛杀首领。
可惜此时的汉灵帝正忙于修建西园、搜刮钱财,对这份奏折置若罔闻。
杨赐死后,其子杨彪再次上书,仍未引起重视。
朝廷的麻痹,给了张角从容准备的时间。
光和七年(184年,即甲子年)正月,张角在巨鹿召开秘密会议,三十六方渠帅悉数到场。
此时的他已年近五十,鬓角虽染霜华,眼神却愈发锐利。
他环视众人道:"十年布道,百万信徒,如今汉室昏聩,民怨沸腾,正是黄天当立之时!"
随后宣布起义计划:三月五日(甲子日),各地同时举兵,头裹黄巾为记;洛阳由封谞、徐奉作为内应,打开城门;主力部队兵分三路——张角亲率冀州军攻幽州,张宝率荆州军攻南阳,张梁率豫州军攻颍川,最终会师洛阳,推翻汉朝。
会议结束后,各路元帅纷纷返回驻地准备。
他们用白土在官府大门上写下"甲子"二字作为记号,又让信徒传唱"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歌谣,制造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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