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布也确实展现了“飞将”的价值——在一次禁军哗变中,他单骑冲阵,“一戟扫倒十数人,叛军皆披靡”,迅速平定了叛乱。
但这段“父子情深”的关系,实则暗藏危机。
董卓性情暴躁,“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虽因吕布“身手敏捷,避之”而未受伤,但那呼啸而来的手戟,已在他心中刻下深深的恐惧。
更让吕布不安的是,他与董卓的婢女私通之事——这位婢女并非《三国演义》中虚构的貂蝉,但这段私情一旦败露,后果不堪设想。
此时,司徒王允的出现,给了吕布一个“解决麻烦”的借口。
王允是坚定的反董派,他看出吕布与董卓之间的裂痕,于是“以言语相激”,说:“将军与董贼虽为父子,然贼若知私通之事,将军性命难保。不如除贼兴汉,既能自保,又可扬名千古。”
这番话正中吕布下怀,他沉吟道:“奈如父子何?”
王允反问:“君子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
这句话彻底打消了吕布的顾虑。
初平三年(192年)四月,未央宫门前,董卓按惯例入朝,吕布率亲信持戟侍立。
当董卓行至宫门时,早已埋伏好的李肃挺矛刺向他,董卓“裹甲不入,堕车而走”,惊呼:“吕布何在?”
吕布应声而出,厉声喝道:“有诏讨贼!”
随即一戟刺入董卓胸膛。
这位不可一世的权臣,到死都不敢相信,自己最信任的义子,会成为终结他性命的人。
两次弑主,让吕布彻底背上“三姓家奴”的骂名。
但在那个“臣弑君、子弑父”屡见不鲜的乱世,为何唯独吕布的行为被反复诟病?
关键在于他突破了道德的底线——丁原对他有知遇之恩,董卓与他有父子之名,他的背叛,不仅是对个人恩义的践踏,更是对“忠君孝亲”传统伦理的挑战。
从此,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这就是那个杀了两个义父的吕布。”
诛杀董卓后,吕布一度迎来人生的巅峰。
朝廷封他为“奋武将军,假节,仪比三司,进封温侯”,“仪比三司”意味着他可以享受与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同等的礼仪待遇,温侯更是县侯,比之前的都亭侯高出两个等级。
此时的吕布,与王允共掌朝政,站在权力的中心,仿佛看到了“匡扶汉室,名垂青史”的希望。
但好景不长,董卓的旧部李傕、郭汜在贾诩的怂恿下,率十万西凉军反扑长安。
吕布率军迎战,他亲率骑兵冲击敌阵,“戟法如狂风骤雨,杀得西凉军连连后退”,
但西凉军势众,且“皆百战之余,悍不畏死”。
长安城外的激战持续了八日,吕布军“伤亡惨重,粮草不济”,最终他不得不率百余骑突围。
临行前,他试图带走献帝,却被守城的士兵拒绝——这些士兵或许还记得,眼前这个“奋武将军”,曾是弑主背恩的凶手。
此后的数年,吕布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涯。
他先投袁术,袁术“恶其反复,拒而不受”;再投袁绍,袁绍虽接纳了他,却对他“外示恩宠,内实猜忌”。
在袁绍麾下,吕布曾率军征讨黑山军张燕,张燕有“精兵万余,骑兵数千”,吕布“与其健将成廉、魏越等数十骑驰突燕阵,一日或至三四,皆斩首而出”,凭借这场战功,他向袁绍请求增兵,却被袁绍以“恐其难制”为由拒绝。
吕布察觉到危险,连夜逃走,袁绍“遣甲士追杀,皆畏布,莫敢逼近”——即使是追杀他的士兵,也对他的勇武心存畏惧。
辗转数地后,吕布投奔了时任徐州牧的刘备。
刘备“素有仁名”,不顾手下反对,将小沛让给吕布驻军。
两人初见时,吕布甚为恭敬,对刘备说:“我与卿同边地人也。布见关东起兵,欲诛董卓。布杀卓东出,关东诸将无安布者,皆欲杀布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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