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仪善筹粮调度,是诸葛亮的得力助手,却气量狭小,两人每每议事,必因“军事调度”与“后勤供给”之争拍案相向,甚至有一次魏延“拔刃拟仪”,若非费祎及时劝阻,险些酿成血案。
诸葛亮对此颇为头疼:魏延是北伐的军事支柱,杨仪是丞相府的行政核心,二者缺一不可。
他曾私下劝魏延:“文长啊,处世之道,非止勇力,亦需容人。”
又对杨仪说:“威公(杨仪字),武人粗疏,公当谅之。”
然两人积怨已深,诸葛亮在世时尚能压制,其死后便再无缓冲。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临终前召开秘密会议,部署撤军事宜:令杨仪统大军徐徐而退,姜维为副将断后,却独独未召魏延——此中深意,实为避免其抗命。
果然,当费祎奉命告知魏延撤军决定时,后者勃然大怒:“丞相虽亡,吾自健在!岂可因一人之死而废天下大事?且我魏延,岂可为杨仪断后!”
魏延的抗命,本质上是对杨仪的排斥,而非背叛蜀汉。
他认为诸葛亮北伐未竟,应趁司马懿因诸葛亮之死而不敢轻动之际,继续进军,“若得关中,即便还葬丞相,亦无憾”。
然杨仪却借机上表刘禅,称“魏延谋反,欲投曹魏”,而魏延亦上表称“杨仪作乱,请讨之”——两道表章几乎同时送达成都,刘禅惶惑间,问计于董允、蒋琬,二人素与杨仪相善,皆言“魏延反状明矣”。
局势迅速失控。
魏延率部抢先南归,途经栈道时,为阻止杨仪追兵,下令烧毁栈道。
此举虽非谋反,却坐实了“阻挠撤军”的罪名。
杨仪命王平率部追击,王平至南谷口,登高而呼:“丞相新亡,尸骨未寒,尔等何敢追随叛逆?”
魏延部众本就不愿与蜀军内战,闻言纷纷溃散,只剩魏延与其子数人逃奔汉中。
杨仪仍不罢休,遣马岱追杀。
在汉中城下,魏延回望这座自己镇守十年的城池,苦笑道:“吾本欲继丞相之志,非反也。”
言未毕,马岱刀至,斩其首以献杨仪。杨仪踏其首曰:“庸奴!复能作恶不?”
继而诛灭魏延三族——一代名将,竟落得身首异处、满门抄斩的结局。
魏延之死,实为蜀汉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陈寿在《三国志》中明言:“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欲除杀仪等。”
即其目标是铲除政敌,而非投敌。
然《三国演义》为凸显诸葛亮“神机妙算”,虚构“魏延脑后有反骨,必反”的情节,使其成为“叛逆”的象征,此乃文学演绎对史实的扭曲。
事实上,魏延死后,蜀汉再无敢言北伐的宿将,姜维虽承其志,却因资历不足、方略失当,终未能重现魏延时期的军事锋芒。
而他留下的“错守诸围”防御体系,直至蜀汉灭亡前仍在发挥作用——景耀六年(263年),钟会大军攻汉中,若非法正之子傅佥违背魏延旧制,放弃外围营寨,退守汉城、乐城,汉中未必能被轻易攻破。
魏延的一生,是寒门子弟在乱世中逆袭的传奇,亦是性格决定命运的悲剧。
他以部曲之身,凭血肉拼杀至封疆大吏,镇汉中而固蜀汉根基,随北伐而扬蜀军威声,其军事才能堪称三国一流。
然其刚直狷介,不知妥协,终在权力旋涡中成为牺牲品,落得“功高震主而身灭,名满天下而蒙冤”的结局。
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可见魏延并非“反贼”,而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他的眼中只有战场,他的心中唯有北伐。
正如后世诗人所叹:“十年镇汉业,七载北伐功。可怜刀下骨,犹带汉中风。”
他的故事,是三国乱世中“勇而难容于时,忠而见疑于朝”的典型注脚,亦为后世留下了关于“才能与性格”“忠诚与权谋”的永恒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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