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君臣之间的默契与配合,成为蜀汉政权在乱世中得以存续的重要保障。
然而,长期的放权,也让刘禅逐渐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他虽为一国之君,却在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成为了权力的象征。
但刘禅并未因此心生不满,反而以一种隐忍的态度,默默接受着这一切。
他明白,在蜀汉的特殊国情下,唯有如此,才能维持政权的稳定。
当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后,刘禅的政治生涯迎来了重大转折。
他果断停止北伐,将战略重心转向休养生息。
为了避免出现权臣专权的局面,他废除丞相制度,以费祎、蒋琬、董允分掌军政大权,形成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
在这一过程中,刘禅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手腕。
他巧妙地平衡各方势力,既充分发挥了费祎、蒋琬等人的才能,又确保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这种权力分配方式,成功维持了蜀汉政权的稳定近三十年,期间蜀汉国内经济逐渐恢复,百姓生活也趋于安定。
景耀六年(263年),一场决定蜀汉命运的战争悄然降临。
司马昭调集大军,兵分五路伐蜀。
姜维率领蜀军主力在剑阁据守,凭借天险顽强抵抗,与钟会率领的魏军主力形成对峙之势。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邓艾竟率领一支奇兵,偷渡阴平,绕过剑阁天险,直插蜀汉腹地。
当邓艾的军队出现在江油时,蜀汉朝廷顿时陷入了一片恐慌。
江油守将马邈不战而降,邓艾长驱直入,很快兵临绵竹。
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率领蜀军在绵竹拼死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诸葛瞻父子壮烈殉国。
绵竹失守后,成都门户大开,邓艾的军队如潮水般涌来。
此时的成都城内,兵力空虚,粮草不足,难以抵御如狼似虎的魏军。
面对危局,蜀汉朝廷内部分裂为两派:一派主张坚守成都,等待援军;另一派则力主投降。
光禄大夫谯周力主降魏,他在奏疏中向刘禅分析道:“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
这番承诺,或许给了刘禅最后一丝希望。
但更深层的原因,是蜀汉连年征战导致国力枯竭,经过多年的北伐与防御战争,国内经济早已不堪重负,百姓疲惫不堪,军队也因长期征战而士气低落。
在这种情况下,坚守成都无疑是一场胜算渺茫的豪赌,一旦城破,百姓必将遭受生灵涂炭。
经过一番痛苦的抉择,刘禅最终做出了投降的决定。
这个决定,不仅终结了蜀汉政权四十二年的统治,也让刘禅成为了千古争议的焦点。
有人指责他懦弱无能,不战而降,辜负了刘备、诸葛亮等先辈的心血;也有人认为他是为了保全百姓,避免无谓的牺牲,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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