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春第一犁,赵铁柱扛着锄头往酒坊遗址走时,露水还挂在草叶上,打湿了裤脚。他要在去年发现酒坊痕迹的地方种高粱——上次酿新麦酒时说的话,得算数。
“赵叔,等等俺!”狗蛋背着半袋高粱种,跑得气喘吁吁,种子袋上的麻绳勒得肩膀发红,“俺爷说这是留了十年的老种,比新种耐旱,出的酒更绵。”
周丫提着个竹篮跟在后面,里面装着半截蜡烛和一小捆红绳。“张大爷说,种高粱得先点根蜡烛,在边上系红绳,求个顺顺当当,”她把蜡烛往石头上放,风一吹,火苗歪歪扭扭的,“你看,火苗没灭,是好兆头。”
李木匠扛着个新做的小木牌,牌上没写字,只刻了株高粱。“等苗长出来,再把名字刻上去,”他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这木头是去年修渠时剩下的桑木,结实。”
遗址上的陶片和石碾盘早就被清理到一边,堆成个小丘。赵铁柱挥着锄头翻土,土块里还能看见烧焦的木屑——那是酒坊失火时留下的痕迹。“这土看着瘦,”他抓起一把捏了捏,“得掺点渠边的黑土,那儿肥。”
狗蛋一听,立马往渠边跑,裤腿卷到膝盖,踩着冰凉的渠水捞黑泥,溅起的水花打湿了胸前的衣襟。“这泥里有小鱼!”他惊呼着,却没停手,把黑泥捧进竹筐,一趟趟往遗址运,筐沿的泥水滴在地上,画出弯弯曲曲的线。
翻到第三犁时,锄头“当”的一声磕到硬物。赵铁柱停下,用手刨开土,露出块青花瓷片,边缘带着钴料的蓝,画着半朵牡丹。
“是酒坊的酒杯碎片!”周丫凑过来,小心翼翼地捡起来,“俺娘有个陪嫁的罐子,花纹跟这个一样,她说这叫‘青花缠枝’,以前只有办喜事才拿出来用。”
狗蛋也挖出块碎片,上面有个“酒”字,笔画粗拙,像是用手指直接划在瓷坯上的。“这肯定是酿酒的人刻的,”他把碎片往衣服上蹭了蹭,“你看这力道,跟俺爹刻木牌似的,生怕别人看不清。”
李木匠蹲在石碾盘旁,用刷子清理盘面的凹槽,忽然说:“这碾盘上有字!”众人围过去,只见凹槽深处刻着“丙午年麦”,字迹被磨得很浅,得凑近了才看得清。
“丙午年?”张大爷不知啥时拄着拐杖来了,他眯着眼想了想,“那是六十年前了,那年大旱,麦收只有三成,酒坊还捐了两坛酒给赈灾的人,这事族谱上记着呢。”他用拐杖敲了敲碾盘,“这盘就是那时用来碾麦酿酒的,怪不得槽里还卡着麦壳。”
周丫把碎瓷片拼了拼,勉强能看出是个碗的形状,碗底有个小缺口。“说不定是当年喝酒的人不小心摔的,”她找了块布,把碎片包起来,“得收好,等高粱长高了,放在旁边当念想。”
赵铁柱继续翻土,忽然感觉锄头变沉了,往下一挖,带出个铁钩子,锈迹斑斑,钩尖还缠着几缕烂麻。“是挂酒桶的钩子,”他掂量着,“以前把酒桶挂在梁上,就靠这玩意儿承重。”
狗蛋抢过铁钩,往自己胳膊上勾了勾,咧着嘴笑:“够锋利!俺爷的工具箱里也有个差不多的,用来钩柴火特别方便。”
种完高粱的第十天,嫩绿的苗尖刚冒出土,赵铁柱一早去看时,发现每片叶子上都滚着露珠,在阳光下亮得像碎钻。
“赵叔,你看这苗,有的高有的矮,”狗蛋蹲在田埂上,数着苗数,“高的那几棵,根肯定扎得深。”他想伸手去拨,被赵铁柱拦住了。
“别碰,”赵铁柱说,“苗尖嫩,碰了容易蔫。”他从渠边摘了片大荷叶,轻轻盖在最矮的那棵苗上,“这样能挡挡太阳。”
周丫提着个小水壶来浇水,壶是用上次发现的老陶罐改的,她在罐底钻了个小孔,壶里的水顺着孔往下滴,正好落在苗根上。“俺娘说,浇水不能急,得像给小孩喂饭似的,一点一点来。”
刚浇完,李木匠扛着块木板过来,上面用墨笔写着“高粱坪”三个字,是他昨夜写的,笔锋很稳。“跟‘双水汇’的木牌配成一对,”他把木板架在石碾盘上,“以后这儿就叫这名儿。”
忽然,狗蛋指着苗丛喊:“有虫子!”一只青绿色的虫子正啃着叶子,他伸手要捏,却见张大爷摇着拐杖过来,手里捏着片艾草叶。
“用这个蹭蹭,虫子就跑了,”张大爷示范着,把艾草叶在苗上扫了扫,虫子果然蜷成一团掉下来,“以前酒坊的人都这么弄,不用药,高粱长得更精神。”
赵铁柱看着艾草叶上的纹路,忽然想起去年找到的铜漏斗,那漏斗内侧也刻着类似的纹路。“张大爷,这艾草是不是也能酿酒?”
张大爷笑了:“你还真问着了!以前酒坊酿‘艾酒’,就用这苗尖上的露水拌艾草,说是能祛风湿。你奶奶当年就爱喝这个。”
傍晚收工时,赵铁柱坐在石碾盘上,看着夕阳把高粱苗的影子拉得老长。狗蛋把捡来的碎瓷片摆成个圆圈,周丫往圈里插了三炷香——是她从祠堂拿来的,说给老酒坊的先人们拜拜。
李木匠在碾盘旁支起个简易的木架,把那只老酒壶挂在架上,壶嘴对着高粱苗,像是在“浇灌”它们。“等高粱熟了,就用这壶酿新酒,”他摸着壶身的刻纹,“到时候请全村人来喝。”
张大爷慢悠悠地说:“酿的时候,还得请陈家媳妇来掌勺,她太爷爷的手艺,就数她学得最像。”
陈家媳妇正好提着篮子经过,听见这话,脸颊红了:“张大爷又取笑俺!”篮子里的薄荷草还带着水汽,她抓了一把塞进老酒壶,“先让壶里香起来,等高粱熟了,香味能串得更远。”
狗蛋蹦蹦跳跳地去渠边打水,回来时给每个人递了碗,渠水混着薄荷的清冽,喝下去浑身舒坦。远处的渠水哗哗流着,近处的高粱苗轻轻晃着,石碾盘上的“丙午年麦”在暮色里渐渐模糊,只有那只老酒壶,在夕阳下泛着温润的光,像在说:别急,好日子还长着呢。
赵铁柱看着这一切,拿起锄头往回走。裤脚的泥块干了,蹭在地上簌簌掉渣,却一点不觉得沉。他知道,等秋天高粱红了,这儿又会有新的故事,就像这渠水,流着流着,总会长出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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