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道怡打趣儿说。
光未然哼了一声。
“这倒没有。”
崔道怡笑了笑,“这我可要替江弦同志说句话了,江弦这名同志还年轻,有没有经过多少锤炼,有明哲保身的想法,这很正常嘛。
而且我觉得他这本杂志办的真的不错!
有模有样,的的确确的是为我们文学界干出了点成绩,是有值得肯定的功劳的。”
“江弦能好好创作,就是对文学界最大的功劳了。”
光未然道。
“创作也没落下啊,您可能不知道,他前段时间在《花城》发了一篇,在文学界掀起的讨论,热闹程度几乎不亚于当年《伤痕》发表的时候。”
崔道怡说。
“是么?”
光未然意外,“什么?”
“《十八岁出门远行》。”
等崔道怡告辞,光未然翻看了一会儿,没找到《十八岁》的,倒是从《文艺报》上面看到一篇作家出版社社长从维熙的文学评论
——《读“十八岁出门远行”
》
看到作者是从维熙,光未然一下子来了兴趣。
从维熙主要负责主持作家出版社的工作,能让他忍不住动笔写一篇文学评论,这可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事情。
甚至就连从维熙的至交好友“神童作家”
刘绍棠,都鲜有文章能够得到从维熙的评论。
“中国青年的知心人!”
开篇,从维熙便以这样一句话高度评价了江弦这名作者以及这篇。
“20年代初,渴望社会变革的知识分子选择‘远行’,来表达对封建社会旧道德旧礼教的反抗姿态,他们脱离家庭,走向街头,投身各种社会运动,以实现自己的理想。
80年代,新的时代开启,一切都有了新的标准,青年人该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如何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
五四时期的出走是为了反抗,是为了挣脱家庭的束缚,获得个人的自由和解放。
而如今呢?青年陷入了迷茫的现代情绪之中,他们探寻生命的意义又质疑着意义的存在,追寻着人生的理想又在时代的变幻中动摇,像在荒野中呼唤,没有人能听到也没有其他人能够回答。
到处都是方向,又没有方向。
江弦用这样一篇,站在青年人的身边,阐述了他们绝望的情绪和理想的无所依靠,又为他们道明选择远行的意义
——远行本身就成为了意义,或许,远行本身就没有意义,又或许,没有意义就是意义。
让人重新认识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我存在。
江弦这名作家,在强调文学性的同时,突破了的社会责任,我从文章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他那颗滚烫的呵护着青年人的心。”
光未然读完以后,第一时间是觉得惊讶,从维熙能给江弦这么高的评价,足以见到他对这篇的极度欣赏。
而后又觉得愧疚。
连江弦都怀揣着一颗爱护青年人的心,他这个年长者却对江弦这个青年人揣有成见。
想到此,他一个电话又给王濛拨了过去,告知王濛,《人民文摘》那边有什么需要的,作协这块儿都尽量予以支持。
“暂时应该没有。”
王濛道:“刚给他们那儿配了一辆伏尔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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