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郑建国没有继续追问。他从对方那充满恐惧的语气里,听出了一种被深度恐吓过的烙印。此刻任何形式的逼问,都只会让这扇刚刚打开一丝缝隙的门,被“?”地一声彻底关死,甚至会给这个年轻人带去新的危险。
于是,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温和而体谅:“好的,好的,小马,你别紧张,我明白了。”他放缓了语速,像一个邻家大哥在安抚受惊的弟弟,“既然你那天不在场,那确实什么都不知道。是我唐突了,不好意思打扰你的生活。”
电话那头的马伟似乎愣住了,他可能设想过无数种被盘问、被威逼的可能,却没想到是这样一句轻描淡写的“理解”。紧绷的声线稍稍松弛了一些。
“没关系,谢谢你的理解。”郑建国在挂断电话前,又看似不经意地补充了一句,“以后如果有什么困难,或者想起了什么无关紧要的小事,随时可以打我这个电话。我姓郑。”
他没有再多说一个字,便客气地挂断了电话。
然而,郑建国没想到,他没等来马伟的回音,却等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访客。
就在他陷入僵局的第三天下午,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来人是鸿运饭店的张老板。和前些天那个双眼通红、满身烟味、仿佛被抽走了所有精气神的潦倒中年人不同,此刻的张老板,虽然依旧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但眼神里却闪烁着一种近乎狂热的、找到了救命稻草般的光亮。
“郑……郑干部!”他一进门就急匆匆地开口,手里紧紧攥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仿佛那里面装着的不是纸,而是他全部的后半生。
“张老板?快请坐。”郑建国有些意外,起身给他倒了杯水,“看你这气色,比前几天好多了。有什么新情况吗?”
“有!有新情况!”张老板接过水杯,却顾不上喝,直接将那个文件袋“啪”的一声拍在郑建国的办公桌上,身体因为激动而微微前倾,“郑干部,我找到能让我把店面损失挽回的办法了!”
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像是溺水的人终于抓到了一块浮木。他告诉郑建国,前两天有个“懂政策的好心人”找到了他,指点他不要总盯着火灾本身那点死赔偿,而是要“打开思路”,从另一个角度去想办法。
郑建国心中警铃微动,他不动声色地问道:“哦?是什么办法?”
“您看!”张老板小心翼翼地打开文件袋,从里面抽出一沓厚厚的材料。最上面是一份正式的申请书,标题赫然写着《关于因突发事件导致区域营商环境恶化申请专项困难补偿的报告》。
接到张老板递过来的诉求材料后,郑建国没有立刻翻看,而是先观察着对方的神情。他发现张老板的眼神虽然兴奋,但深处却藏着一丝不安,像一个被逼着背诵课文的小学生,对自己嘴里说出的话其实并无把握。
郑建国这才低下头,仔细研究起他提交上来的材料。
这沓材料准备得“异常专业”。申请报告的措辞严谨,逻辑清晰,完全不像一个普通饭店老板能写出来的东西。
报告的核心论点,是张老板想通过一份所谓的《市场损失评估报告》来申请一笔额度不菲的专项补偿。
理由是,他的饭店作为李家村当时唯一的规模化餐饮服务点,它的烧毁不仅仅是他一家的损失,更是严重破坏了周边小商户赖以生存的“商业生态系统”,导致人流量锐减,造成了广泛的、间接的经济损失。
他把报告翻来覆去看了几遍。第一遍,他通读全文,感受着报告里那种精心营造的“专业”氛围和“客观”逻辑。那些专业的图表、复杂的公式,就像一层华丽的包装纸,试图掩盖其核心的虚弱。
第二遍,他拿出一支红笔。他不再被那些术语迷惑,而是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财务审查员,开始逐字逐句地抠里面的关键词。他很快发现,报告里充斥着大量模糊且无法量化的概念,比如“潜在客户流失”、“区域品牌形象贬损”、“未来三年预期收益影响”……这些词语听起来很有分量,但在实际的政策补偿条款里,根本找不到对应的核算依据。
“全是陷阱。”郑建国在心里冷哼一声。
他站起身,从身后那排顶天立地的大文件柜里,调出了厚厚几本关于《突发公共事件专项补偿暂行办法》和《固定资产灾后损失核定标准》的政策汇编。他将这些封面陈旧、纸页泛黄的官方文件,与那份印刷着铜版纸、散发着油墨香的评估报告并排放在桌上。
一场无声的对决就此展开。
他逐条对比。评估报告中提到的“商业生态系统破坏”,在政策里被严格限定为“对供应链上下游造成的直接、可量化的经济冲击”,而绝非报告里所渲染的那种宽泛的“环境影响”。报告中估算的“装修及设备折旧损失”,更是明目张胆地采用了“重置全价”而非政策规定的“账面净值”,凭空将数字翻了好几倍。
最大的水分,在于那所谓的“间接损失”。报告将周边几家小卖部、理发店近一个月的营业额下降,都归咎于饭店的火灾,并以此计算出一个庞大的“连带损失”数据。郑建国拿起计算器,手指在按键上飞快地敲击着。他发现,想要支撑起这个数字,等于默认了整个李家村的商业活动都是围绕这家饭店展开的——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郑建国的眉头越锁越紧。他笔下的红圈和问号,在那份评估报告上画下了一道道刺目的伤痕。最终,他得出了一个冰冷而残酷的结论:这份看似能为张老板挽回全部损失的报告,其实就是一张精心绘制的“画饼”。
按照现有规定,所有被夸大的、间接的、不确定的损失都将被无情剔除。最终能被核定的部分,少得可怜。
最多,也就是能象征性地补偿一部分被消防部门确认的房租和基本的硬装费用。这点钱,对于张老板这样几乎烧光了全部家当、还可能背着外债的情况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他没有立刻回复张老板,甚至在接下来的两天里,都没有主动联系过他。他像对待一份最普通不过的申请材料一样,按照程序,将那份包装精美的《市场损失评估报告》连同他自己草拟的一份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初审意见备忘录,一同提交给了县里负责专项资金审核的财政部门。
他的备忘录写得极为克制,只是客观地罗列了报告中几处核心数据与现行政策条款可能存在的出入,请求审核部门予以“专业核定”。他知道,财政部门的同事们都是一群只认数字和红头文件的“铁面判官”,任何企图钻空子、打擦边球的伎俩,在他们那堪比鹰眼的审视下都无所遁形。
他将文件递交出去的那一刻,心中有一种奇异的平静。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亲手将一把锋利的刀子递了出去,而这把刀子,最终将狠狠地扎在张老板那颗充满希望的心上。但他别无选择,要让幕后的黑手露出马脚,就必须让这个“阳谋”走完它该走的流程。
等待的日子是漫长的。
这几天,郑建国好几次从办公室的窗户看到张老板的身影。他总是在办公楼对面的马路牙子上徘徊,不敢进来,却又不愿离去。他时而蹲下,抽着廉价的卷烟,时而又站起来,踮着脚,焦急地望向郑建国所在的楼层。那眼神,像极了一个在产房外等待新生的父亲,充满了忐忑与祈盼。
每当看到那道身影,郑建国的心就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他只能拉上窗帘,强迫自己不去看不去想,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李卫东其他外围关系的调查中。
果然,一个星期后,反馈下来了。
一份盖着财政局红色公章的正式批复文件,被内部通讯员送到了他的办公桌上。文件很薄,只有两页纸。郑建国拆开信封的手,稳得没有一丝颤抖。
他展开那份批复,冰冷的宋体铅字清晰地映入眼帘。批复的措辞严谨而官方,逐条驳回了评估报告中关于“区域营商环境恶化”、“间接经济损失”等核心诉求,理由是“缺乏直接证据支撑,与现有补偿条例不符”。文件最后,核定通过的补偿金额只有一个数字,一个被红笔圈起来的、刺眼的数字。
这个数字,连张老板预期金额的一小半都不到。
郑建国看着那份批复,眼前仿佛浮现出张老板那张充满希冀的脸,然后又看到这张脸在听到结果后,会如何在一瞬间垮塌、变得灰败。他心里明白,这点钱意味着什么。
这点钱,也许够张老板还清之前拖欠的货款,再结清遣散员工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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